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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，爸爸随生产队里的木船出江。他们挖沙去卖，有时也卖石头。船的容量是20吨，一船沙大约能卖100块。靠水吃水。土生土养在这片沙洲上，吃这门饭似乎是一种呼应。三十几年前的深秋是很有寒意的，风能砍痛骨头，沙子都掺着冰。一伙人挖不了一会就直淌臭汗，只好剥了衣裤，打赤膊穿短裤。完了跳进江里抹个澡。通常沙子卸货的时候，买家会来卸。石头就要爸爸他们亲自搬上搬下了。他们五六个人一天的劳动量是4万斤。常常做得不知白天黑夜，一日三餐也不大顾得上，饿肚子是常有的事。
有一次给别人搬完货回来，上船发现只剩一勺米了。天也晚了，只好把一勺米熬粥喝。粥好了，揭开镬盖，一股热气腾地扑上来：白糊糊一锅水。大家一人三碗，咕咚咕咚下了肚。吃完后几个人商量下，赶紧划船到余山，奔小店买粮食。赶到余山，小店木门紧闭，没人。再赶紧划，目标是五里外的里山。到里山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夜了。一上岸发现闹哄哄的不对头。一帮人拦住他们，说正在治安警戒。外来人一律要抓起来。爸爸解释说，我们不是外来人。他们问，有什么证明吗？爸爸说，证明没有，不过我们船上有我们大队的营业证，你们可以看的。那些人挥挥手，那你们快点回船上去。爸爸他们叫起来：我们肚子饥死了。买点米总可以吧？那些人眼睛一瞪：再不回去，统统抓起来。没办法，只好上船。
兄弟们焉头耷脑回到船上围坐一处，听肚子咕噜咕噜山歌唱得毛起劲。忽然，大家看见角落里一大竹篮红嘟嘟的番薯，圆滚滚堆着。那是阿旦留下的，他娘要他送人，那可是不薄的礼品。他有事，先下船回家了。船上最吃不了苦的是家兴，他提议说：“要不我们吃番薯吧。一人一个。”大家不响。每个人心里都怕。只有五援明确表示了反对理由：“我不吃，我还不起的。”又静默了一会儿。家兴一面动手掏番薯，一面说：“你不吃就不吃。我们去把四个番薯焖起来。”五援马上跳起来，“那怎么行呢？你们吃我搪不牢的。”“那你也来一个好了。”“一个不够，我要两个。”“哪能这样？你两个，我们也要两个的。”家兴利索地重新分配。五援一看，嗡嗡咕哝道：“我两个不够，三个。”“就这么定了，一人三个。再吃下去，把一篮子番薯都吃光了。赔不起的。”他们把番薯焖好，连皮带肉狼吞虎咽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还觉得肚子饿。没早饭吃，却不好再打那篮番薯的主意了。家兴从胸口摸出一个番薯，原来昨天晚上他多焖了一个偷藏着。大家想还是快点划到东图去吧。一到东图，他们几个迫不及待靠岸买烧饼去，叫爸爸留下看船。爸爸在船上大叫：一定要记得我的烧饼啊，你们别自顾自吃吃饱把我忘啦。等他们走了，爸爸拿起一个生番薯洗洗干净，咔嚓咔嚓吃掉了。
回村后，爸爸上阿旦家还番薯去了。阿旦他娘直叨叨：你们这帮人啊。吃了就吃了，肚皮要紧呀。真是。爸爸说，不知道其他几个人后来有没有去还番薯给人家。
※本文作者：何晓彧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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