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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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想说，在许多平常的日子里，我们彼此都差不多，有着粗糙平淡的日子。久了，大家都会变得纯净、善良、坚强，困顿的生命感悟一点一点的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、心灵里。有时，觉得我们都是盐粒，融解在水中。因此大家都散布在日常琐碎的生活细节中，看不出有什么波涛要激涌，也看不出有什么事即将发生。更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感到自己生存的地方，并不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神奇的地方。在这里，诗人不会找到梦一般的意境，画家不会发现炫目的色彩。甚至，把我们的心事掏出来，放在阳光下晒晒，也就那么一点点，不外乎是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事干，升升官，发发财，如此等等。
后来我的家就在车站附近，有时饭后散步，就悄无声息地远远站着，看他慢慢悠悠地经营生意，也看他慢慢悠悠地吸烟，那慢慢悠悠的缕缕烟雾融入空气中，同样的悄无声息。我有时去他那里买水果，也没有更多的交谈，三言两语，他秤好了水果，我付钱后掉头就走。只是有次，我买了西瓜，临走他说，这个西瓜我只赚了一个元，十分惋惜的样子。这让我左右为难，多给他一元，怕伤他自尊；不给他一元，使我心有不安。总之给我印象极深。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，我去南巷口的王师傅家磨坊去磨面。人多，只好等着。下午4点多，窄小的巷道里，真没想到，那个瘸腿男人出现了，依然是双腿一拉一拉的，身后是一辆架子车，车上有纸箱，纸箱的口开着，看得出是几箱苹果、橘子和梨。和王师傅家只相隔了一家的一个破黑门前，他停了下来，原来这是他的家。 他向黑门喊了一嗓子，门就开了，探出一个女人来。 女人个子短小，30多岁，一件红色外衣很长、很旧，由于上衣太长，双腿就显得更短。她有一头乱发，脑后扎了马尾巴，扎结处即头发的结尾处。她不哼一句，和男人一同卸车，车子拉进门后，黑木门也就关上了。院子里很安静，黑木门就隔开了万丈红尘。 王师傅说，她是个哑巴。 多么般配的一对，我心里说。 我后来还是经常去磨面，但很少见那道黑木门打开。院子里只几间旧房子，坐落在紫荆山下的南巷口，和几十米之外的繁华极不相称，王师傅家的二层楼房就显得更加高大气派。 男人每天和水果打交道。冬天下雪时，他也不挪一下摊位，远远看去，他像个雪馒头，在那里坐着；夏天的日子还好些，只是卖瓜时夜里要在摊点处睡觉，可以想到，有许多蚊蝇热情地缠绕着他，不肯离去。总之，他是不屑于世务和家务的。有时，在街道上走，就碰到那个女人匆匆地走路，一手提着个瓦罐，另一手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的一定是馍馍，一看就知道是给男人送饭。因为是哑巴，无须与人说话，也就一个人走路。送了饭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扭过头就走。共3页，当前第1页123 他们之间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手势，也许就足够了。 一个秋天的黄昏，我在街上走，见那女人收秋回来，背着一背斗洋芋，左手一把铁锹，右手一把镢头。我惊奇的是她的背绳竟那么长，背斗垂在她的臀下，重重地压着，因而她走得非常艰难，一步一步在挪动。她的脸挣得通红，短小的身子缩成了半圆。这情景，看了让人心里真难受。她为什么不把背绳拴得短一些呢？我心里老是不明白。她旁边走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紧靠着女人走着，走得极其安静，穿得不是很褴褛，但可以说是很破旧了。由于母亲是哑巴，女儿也就无法与之交流，她也就只好安静地走着。想起我女儿10多岁了，吃饭穿衣总是挑三拣四，净穿好的，只吃好的，再看母女俩走路的样子，让人心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 女儿一定不是个哑巴，我心里想。其实我是在祈祷，她应该不是个哑巴。 一个哑巴女人，碰到了一个瘸腿男人，幸还是不幸呢？我真的说不清。但他们相互包容了对方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他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女儿，这世上便多了一个完整的家庭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。 只要我在街上行走，时不时会见到哑巴女人，她的形貌，她的生活，好像总是要告诉我一个真理：人是无贵贱之分的，人的某些缺陷也许铸造了某些特长。只要顽强，人总是会幸福地活下去的。 爱伦堡在他的传记里反复强调：生活永远在继续。 有时候，灾难就像是一道闪电，会突然爆发。 1998年3月，我儿子刘可出生了，可一切并不像计划中的那样顺畅。儿子出生后不到12个小时就住进了医院，望着打吊针的药瓶上写着的“刘可”二字，我的内心蓄满了担忧和恐惧。 那年我代高二年级数学，还是班主任，我就只好在学校和医院间奔波着，慌恐和不安，是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。一切还算好，一月后，儿子终于出院了。 可有一件事也令我永远不能忘记。 一天早晨，我推着自行车从医院出来要回学校上课。这时，医院门口有三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她们靠着大门不远处的砖墙，紧靠着相挨着，站在中间的那个女人，身体看来很虚弱，穿着也很破旧，30岁上下。她的怀中抱着一个孩子。看得出来，她一定是孩子的母亲。孩子被厚厚的粗红花的棉布小被子包裹着，从外面是看不见孩子的。女人目光呆滞，痴痴地望着天空。 站在医院门口，说明孩子一定是生病了。她两旁的两个女人显然是陪这女人来给孩子看病的。从表情和衣着上一眼就可以看出，她们显然来自农村，是地道的农村妇女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