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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年前，我在银光中学就读，那时的母校只有一座旧楼，两排平房。校园里光秃秃的，连棵象样的树也没有，条件很差，冬天还要生炉子。
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的隔壁是老师的办公室，我们的班主任就住在那里，班主任是刚从北京分来的大学生。那时在西北能见到一个北京人，算是件很新奇的事。他叫江继久，他为人和善，温文而雅，一看就是那种没劳动过，没吃过苦的白面书生。他说起话来一口京腔，细声细气，一见面总是问“您好”。当时我们是不大习惯的，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是那种粗脖大嗓的豪言壮语。对他那种儒雅之风，我们反到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陋习。他对待学生特有礼貌，就连生气了，训起我们，也是“您啊”、“您啊”的，没有一点力度，我们谁也不怕他。当时我们班有十八个男同学，按现在的话讲，应该称我们为男子汉，可他却叫我们十八个伤病员，十八棵青松。这话来自于当时家喻户晓的样板戏《沙家浜》，说的是十八个新四军伤病员，在苏北芦荡与日寇英勇战斗的故事，叫我们是伤病员，应该是对我们十八个男同学的赞美吧。
班主任是学英语的，据说还是国家重点培养的翻译，可是，他却给我们教数学。每当我们向他请教英语时，他总是推三阻四，甚至我们也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英语。
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，学校虽小，但革命斗争却也搞得如火如荼，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，不管什么课，我们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。当时也闹腾一阵子学校要开英语课的事，听说北京、上海的学校都开课了，可不知何时冒出个叫黄帅的学生，在英语试卷上写了一首什么“我是中国人，何必学外文，不会abc，也能当好接班人”的打油诗。《人民日报》还转载了这位同学的来信。你想想，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文，那是封、资、修的黑货，我们革命小将能学吗？
英语没学成，毛主席语录却背了不少，因为毛主席的话不但是我们的精神食粮，也是老师管教学生的法宝，印象最深的那段，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”。这段话被我们的班主任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一时间我们班里好人好事可是蔚然成风。我们班是从来不安排值日生的，可教室总是干干净净。一放学，同学就抢扫帚，我和我的同桌为了能为班里做件好事，可是起过好几个大早，翻墙越户，摸黑钻进教室去生炉子。班里的火热场面真是应了现在时髦的一句话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至今工作了，本人所受当年的影响还未脱尽。坐在办公室里。总想抹抹桌子。拖拖地，或打壶开水。哪天不干活，就好象是对不起谁似的。
班主任的办公室虽然与我们教室只有一墙之隔，但在学生眼里，那实在是一块神秘而神圣的地方，每天班干部进进出出，不知引来了多少羡慕的眼光。应该说最吸引同学们的是办公室里堆放着的那垛图书。这些书是从校图书馆撤下来的被称之为“毒草”或“待定的为毒草”的书。书之多，如小山，用帆布蒙着，没人敢动。老师也从未借给过我们，但同学们私下里传阅的小说大多来自于那座小山。现在我还能清楚的记得像《烈火金刚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红旗谱》这几本按现在讲的畅销书，在我们偷偷的传阅中，几乎被翻成了碎片。文化封锁的年代，小说是见不到的，而我们班的同学时常有书看，真乃不幸之万幸。
三十年前母校所在的小镇，当时属于兰州市管辖，称为兰州市白银区。镇小母校更小，而我的班主任却不简单，来自于北京的名牌大学，也算是“院有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”了。文化大革命后期，老师要被北京调走，当然我们是难于舍得，我们的师生关系按当时的话讲，已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当然老师还是走了，临行前，老师终于满足了同学们学英语的愿望，使我们平生第一次见到英文，那就是他写在我们红宝书扉页的那句：long live chairman mao。
世事苍苍，往事依依，当年的白面书生早已步入了花甲，就连我也已到了不惑之年。在今天母校四十年华诞的日子里，我又想起了我中学的老师。老师，我们祝您long live。
※本文作者：李永和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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